李祎，单位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这种认识与论证的方法也是非科学的。[13]他要求，宪法草案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指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的委员）要实行。

在有限国家中，正式的政治权力受到公开的法律的控制，而对这些法律的认可又把政治权力转化成为由法律界定的合法的权威。[12]张友渔：《宪政论丛》（上册），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第103页，第138页-第140页，第141页-第145页，第102页。现在，基于宪法虽然好，但往往得不到严格遵守和执行的这一现实状况，并受一些学者论著的启发，笔者将其修改为四要素，即宪政也包括行宪在里面。要保持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关键要靠自己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从而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李步云，广州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宪政促进会上郑重地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为宪政提供经济条件。放在序言里总是带有一种指导性的意义。

1979年、1980年全国人大还曾经两度局部修改宪法。这是宪法委员会构想最后一次出现在宪法修改讨论文本当中。不遵守条文的规定就是严重的违宪。其次也缺乏关键政治人物的力推。

可不可以公布表决票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觉得这个建议合理，要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下称法制委）副主任王汉斌再去请示坐在人民大会堂119厅的胡耀邦。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的最后指出：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和活动，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

还请了参与五四宪法起草、年届八十的法学家钱瑞升当顾问，王力、吕叔湘担任语文顾问。此后，契合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步伐，八二宪法又几经修改。三是担心权比法大的问题难以解决。四是，关于两院的选举方式，大多认为55个少数民族，在地方院中每个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其他则由地方人大代表会议间接选举产生。

怎么样发挥民主作用，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考虑的。在修订工作过程中，李步云曾以笔名黎青在《人民日报》连续发出关于宪法修改的十篇文章，包括什么叫公民等。对于宗教信仰问题，胡乔木认为草案中宗教不干预政治一条表述不准确，宗教界的爱国运动也是政治，要求重新修改。1981年4月16日的会议上，刘澜涛反驳了被劳教、劳改的人没有选举权这一意见。

因为条文的规范性、拘束力比较强。这样的机关实际上也很难起作用。

会议举行时，人数太多，很难深入讨论，从而让决议形同走过场。彭真提议以五四宪法为基础。

在胡乔木担任秘书长阶段，关于宪法修改的讨论空前活跃。此后，法学界对于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呼声一直强烈。比如公安部草拟了关于集会、结社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查后认为这样的法律实质上限制了公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所以删去原先草案中的10个禁止性条框，保留了12个。彭真对此表态说，在判决书中应该对剥夺公民权利的问题写清楚。当时宪法起草小组先后搜集了35个国家的宪法，既包括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宪政是民主的、共和的、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法应该用来实施。

许崇德回忆，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实施，大家都很关注。就同样的问题，人大决定后还要政协决定，国家就会出现两个最高权力机关。

不过，在郭道晖看来，《宪法》中规定的23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一定有具体的立法保障。郭道晖认为，序言不是一个规范，而是一个历史经验的总结，或者是对未来方向的表述，四项基本原则并非宪法的最高原则，宪法的最高原则是人权，人权的宪法化就是公民权。

秘书处先后两次大规模组织北京和外地专家、学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了13次座谈会，讨论宪法修改，内容涉及两院制、要不要取消检察院、中央与地方要不要分权、要不要搞三权分立、宪法要不要写序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写入宪法、实行什么样的民族区域自治、要不要搞司法独立和法官终身制等重大问题。为此，彭真请示了邓小平，后者赞成这个意见，同时强调从1954年到现在，原先的宪法已有30年了，新的宪法要给人面貌一新的感觉。

有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之称的胡乔木也饱受文革之苦。要有宪治，要有宪政道德，而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人宪政道德和宪政观念的缺失，以至于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还没有落实。其时百废待兴，干部缺乏，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为把郭道晖调去，多次找他做工作。到同年6月底，法制委向全国人大提出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草案。

党和人民的意见只有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才能成为法律，成为国家意志。修改委员会成员很多是党外人士，也有跨党人士。

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放在国家机构之前。法学家、现任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曾阐述，从世界宪法史看，大致有三种类型的宪法：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

我一个共产党员坐国民党的牢我认，但是为什么坐共产党的牢那么久，彭真认为‘这是我们过去不重视民主与法制受的惩罚。这里还有一个插曲，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问题曾引发争论。

至于代表的名额分配办法，意见更是难以统一。提交当年2月17日—3月16日召开的全体会议的宪法草案中，原本保留了工人的罢工自由。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郭道晖，是朱基的入党介绍人，参与讨论之时已年过五旬，历经时代浮沉。八二宪法之后，宪法又经过四次修改，其中序言部分多次改动。

同时，在政协副主席乌兰夫、刘澜涛的信上也批示：原来讲的长期共存、相互监督，是指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而言。参与八二宪法修改的人，多吃够了‘文革的苦，所以其中不少重要规定本是针对‘文革的教训、为防止‘文革重演而确认的，比如确认公民权利优先国家权力的地位，初步摆正了执政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地位，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等。

宪法委员会夭折关于宪法制定后如何实施，鉴于以往历史的惨痛教训，修宪时参与人员表示了三个方面的担心：一是担心文化大革命中无法无天的现象重演。他亦曾建议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调到国家机构前面。

基于以上的考虑，因而在宪法序言中将之列入统一战线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为了实现工业救国的家训，1947年郭道晖进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